1983年，中再进入国际保险市场，谨慎地开展国际分保业务。1983年7月，杨企勤副总经理和合约分保部副经理刘少文访问新加坡、泰国20余家保险公司，并参加亚洲保险公司创业60周年酒会。吴锦明助总同年8月到摩纳哥参加蒙地卡罗保险年会，借此机会和各国保险同业交朋友和介绍自己、了解对方，并顺道访问英、法等国71家保险公司。在日常工作中，中再接待了很多的外国保险公司、保险经纪公司、再保险公司的来访，逐步开展国际分保业务。到1983年底，与中再有业务往来的公司有60个国家和地区的350家公司。1983年底，中再合约分保业务已经进账的净保险收入折合港币4000万元，其中集团公司占25%，非集团公司占74.85%。

　　香港市场复杂多变，在业务发展和管理方面，吴锦明掌握进退取舍，非常精明。香港市场竞争激烈，各公司出奇谋争揽业务，同业公会的规定失去了约束力，分保经营十分谨慎，面对这种情况，中再规定，香港市场上的建筑工程险、船舶险集团外的临分业务原则上不予接受，避免了许多风险。

　　中再的资本金开始时只有500万元港币，显得太少了，按照香港保险法的规定，分保公司接受分保业务的自留保费是和公司资本金多少挂钩的，资本金太少影响业务的发展。经报中国人保同意，中再资本金增加到2000万港币。1983年，香港政府公布实施《保险法》，各公司要根据《保险法》的要求重新登记，经审核合格发给营业执照。当时香港有17家保险公司放弃登记退出保险业。我中再公司经股东会议决定：自1983年10月1日起再增资，将中再的法定资本金由2000万元港币增加到5000万元港币，实收资本由2000万元增加到3000万元。

　　资本金虽然增加了，但随着业务的发展，由于受到资本金的制约，接受分保业务的限额仍嫌太少。于是，我们打报告给中国人保总公司请示限额支持。在困难的情况下，中国人保总公司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援，允许我们使用总公司的分保限额接受业务，当时批给我们有水险、火险较大的限额。这样，我们在遇到好的业务、大的业务时可以多接一些，超过我们限额部分则是给中国人保总公司代接的。有中国人保总公司做后盾，增强了我们的承保能力，市场对中再的信任度较前大为提高。

　　中国再保险（香港）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点点地发展起来的。回想当初6个人起家时，大家非常节俭，我们在南洋商业银行大厦租用200平方英尺当办公室，请潘静安为我们写了公司名称，做成铜牌挂在门的左边。开始做业务时，舍不得花钱请工友，谭贵荣说：“我们不要请工友，我来干。”他每天一大早到公司开门烧水、擦桌子。叶润芳名义上是给我当秘书，实际上她在门口当前台接待。许多事都是职工自己抢着干的，到邮局发信自己跑。开始时我们曾打算不请清洁公司，后来商量不行，传出去名声不好，人家会议论说，这家公司太穷了，连清洁公司也请不起，再说每天的垃圾也没有地方倒，还得请。但在别的方面确实节俭，到1984年我奉调回北京前，我们没有买汽车。

　　中国保险公司、太平保险公司、民安保险公司都有福利组，为职工福利服务，组织职工到外地旅行、本港郊游烧烤、会餐等活动。福利组的资金来源于每月从职工底薪中扣取1%；公司行政上每月拨付职工底薪1%的资金。中再成立时，福利组分文没有，无法开展活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三家兄弟公司伸出了援助之手，1980年底三公司福利组支援13000港元作为中再的福利基金。在此之前，中再第一次组织职工到澳门、珠海、中山旅行，民安公司办公室有一位苏彩苹小姐得知后，主动找到我们，请中再职工到澳门住在她家。她老公是做房地产生意的，在澳门有一栋小楼，她打电话通知她老公做好准备，接待中再职工。星期六下班后，我们由香港乘船到澳门，晚上就住在她家。第二天中午到珠海，由中国保险公司澳门分公司郭德纯总经理请午餐，晚上回到香港。我们享受了一次丰富多彩和充满感情的旅行。

　　1984年12月，我奉调回到北京总公司工作。中再在董事长于葆忠、总经理吴俞霖（后来提升为行政总裁）、副总经理刘绍文（后提升为总经理）的领导下，稳健地快速发展。

　　北京成立中国再保险公司之后，为了避免名称重复，自2000年开始中国再保险（香港）有限公司改名为中国国际再保险有限公司，同年在香港上市，资产总值为20.38亿港元。目前已成为在香港注册的最大的再保险公司。

　　当年的中国再保险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为什么能够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，成功地成长为香港最大的、资产质量最好的专业再保险公司呢？我认为有以下四个根本原因：首先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；其次中再有一个好团队。这个团队成员善良、有爱心、有责任心，能够通力合作，全力以赴投入到事业中；三是集团的力量。集团不仅给我们增加资本金和给予承保限额的支持，更重要的是这个强大集团的力量是我们坚强的后盾；第四是中再不仅能使用传统的保险手段发展自己，而且学会以资金运作方式来发展自己。